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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第十三期:健康促進知行合一:從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到實踐行為

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第十三期:健康促進知行合一:從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到實踐行為

資料庫背景與本期簡介

  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收錄了使用該資料庫(或該資料庫前身: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大眾傳播組)所發表的期刊論文,規劃此展集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有系統地了解如何應用傳播資料庫資料研究不同的傳播行為,並建構相關理論,藉以推廣傳播資料庫的使用。

    本次展集主題鎖定「健康促進知行合一:從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到實踐行為」,共收錄盧鴻毅(2015;媒體報導的健康資訊重要性及可信度感知對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的影響);邱玉蟬、李芳盈(2019;傳播不平等與健康不平等:資訊來源對食安風險感知與預防行為的影響);俞蘋(2019;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等三篇文章。

本期內容介紹 
潘令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博士

    過往研究發現:擁有較多食安與健康資訊的民眾,較容易採取與食安和健康相關的行為,因此傳遞相關資訊,對於全民吃得安心、活得健康,確實頗有助益(邱玉蟬、李芳盈,2019;俞蘋,2019)。然而,研究者亦發現數位差距(digital divide)與傳播不平等(communication inequality)的現象會導致一般民眾在接收健康與食安資訊時產生落差(邱玉蟬、李芳盈,2019);亦即社經條件(包含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愈高者,相較於社經條件低者,愈可能同時使用多元媒體(電視和網路)來取得更多與食安及健康相關的資訊。為了消弭這樣的差距,研究者試圖從線上(如:網路)與線下(如:電視或報紙等)媒體的多元面向來理解食安與健康的資訊傳播(邱玉蟬、李芳盈,2019;俞蘋,2019)。破除數位差距與傳播不平等狀態下的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可讓資訊傳播範圍更加全面且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意識、讓民眾有能力汲取正確的健康知識、多關注與健康相關的事物,才會願意採行更多與健康促進相關的行為(包含:注重食安、多吃蔬菜水果、或是常常運動等)。

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之線上與線下媒體接受與分享行為比較

    由於個人可透過各種不同的線上或線下資訊媒體或人際傳播管道(例如朋友或家人)獲取食安與健康資訊,健康資訊尋求行為(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HISB)遂成為健康傳播學者關注的研究焦點之一(Moorman & Matulich, 1993)。個人若能主動尋求健康資訊,則可降低對疾病的不確定感,並且會增加對罹患疾病的警覺性(Kalichman, et al., 2002; Nonoyama, et al., 2005),因而,健康資訊搜尋被視為是一種健康促進活動(health-promotive activities)、以及個人面對疾病時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調整策略(psychosocial adjustment to illness)(Lambert & Loiselle, 2007)。舉凡透過醫生、書報雜誌、健康論壇或網路訊息等不同來源取得專業知識、增進個人對食物營養的有效攝取、降低壓力與藥物亂用等行為,都是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的表現之一(Moorman & Matulich, 1993)。
    邱玉蟬與李芳盈(2019)的研究闡釋資訊來源對民眾感受到食安風險與採取預防行為的影響,研究中亦發現傳播不平等的現象存在,以及每個人日常所使用的媒體與食安資訊來源類型確實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指出,單純以網路為主要食安資訊來源的人,相較於單純以電視為主要來源的人,會採取較多的預防行為;而食安資訊管道較多元者(亦即資訊同時來自於電視跟網路),則比較容易感受到風險的存在,且會採取多一點的預防行為。
    而關於透過線上與線下管道接收食安資訊之後的分享行為,在俞蘋(2019)的研究中發現:從電視中接收食安資訊的人,較常使用面對面或電話等線下管道分享;而從網路接收食安資訊的人則較常以即時通訊、社群媒體等不同的線上方式分享。兩者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為:個人會依照接收訊息的媒體平台不同,選擇相對便利性較高的分享管道。因此,若想要觸及不同類型的群眾、同步向他們宣導食安與健康資訊,勢必得採用不同的線下與線上管道進行資訊傳播,以利各種類型的群眾都能接收到相關訊息,並且讓他們能夠使用自己覺得最便利的方式來分享給更多人。


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方式:主動搜尋與被動接收

    根據Wang、Shi以及Kong(2020)等人之統合分析研究(meta-analysis),可延伸出資訊傳播的兩種區辨方式:「有意識的主動搜尋」與「無意識的被動接收」。前者是根據解決問題之情境理論(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Kim & Grunig, 2011)而生,資訊的有意識主動搜尋大多發生於人們在遭遇威脅或特殊事件的時候,以食安或健康而言,當民眾發現有食安疑慮(例如:毒奶粉事件、黑心油事件等)或是在個人或周遭他人的健康產生問題時(例如:健檢報告出現紅字、身體感覺不適等),會開始主動搜尋相關資訊。後者則是源自於資訊尋求整合模型(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formation seeking;Johnson & Melschke, 1993),資訊的無意識被動接收較常出現於人們觸及媒體資訊與人際溝通的時候,因而,被動資訊接收會受到人口統計變數、個人社交網絡、該資訊與個人的攸關程度、或與個人信念一致性等因素所影響,例如:食安或健康相關訊息可能是無預警地在報章媒體上閱讀到、或是透過周遭親友口耳相傳所得到的。
    個人會主動搜尋食安或健康相關資訊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安定身心(comfort)、獲得支持(support)、賦能(empowerment)、取得行動力與知識(the impetus and knowledge to act),或藉此資訊來面對不確定的環境(dealing with uncertain environments)(盧鴻毅,2015;Miller & Jablin, 1991)。盧鴻毅(2015)的研究結果即說明,個人常會透過各種消息來源管道搜尋不同資訊,而決定資訊尋求行為的因素則以資訊「重要性(importance)」與「可信度(credibility)」為兩大主軸(Feng & Yang, 2007;Morrison & Vancouver, 2000)。其中,重要性指的是個人對訊息的重要程度所抱持的看法(Fu, et al., 2011),研究中發現,個人傾向認為眾人都知道的資訊比較重要;同樣地,如果該訊息與個人原先的意見較一致,也會被認為比較重要(van Sowl, 2007)。可信度則說明個人針對消息來源「信賴」與「專業」程度的一種主觀判斷(judgment)或感覺(perception)(Hovland & Weiss, 1951),包括:「消息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及「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Kiousis, 2001)。在搜尋健康資訊時,個人會在意資訊的重要性與可信度,當他們覺得所搜尋到的資訊重要性較高、可信度也較高,則愈願意採行更多與資訊尋求相關的行為(Morrison & Vancouver, 2000)。
    關於被動接收資訊的部分,俞蘋(2019)的研究發現從不同媒體(例如電視和網路)接收食安健康資訊與預防行為並無顯著相關,而是要透過資訊分享(不管是線下或線上),個人在媒體上所接收到的訊息才能轉化為採取實際的防範作為。此研究結果顯示:食安資訊的分享行為分別中介了電視或網路的食安資訊接受行為與食安預防措施的關係,亦呼應了傳播中介模型理論的觀點(Shah et al., 2017)。亦即被動接收到的食安與健康資訊,若未透過再次轉述或分享的過程,很難影響到個人採取較多食安預防或健康促進的行為。也就是說,被動接收到的訊息,通常看過就忘了,更遑論有更多的實際作為。因此,若想透過線上或線下媒體來傳播食安與健康資訊,應試圖鼓勵人們轉述與分享給其他親友或網友。

知行合一:從食安與健康資訊傳播到實踐行為

    知道如何變得健康比較容易,但想實踐健康促進行為則較困難。因此除了拓展「知」的管道,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具備「行」的動力。俞蘋(2019)的研究結果指出採取健康保護行為(health-protective behavior)是防範食安風險重要管道,受風險威脅的程度以及對風險的恐懼程度則為個人採取健康保護行為的重要動機。基於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主觀期望效用理論(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以及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當個人覺得食安問題可能對自身造成影響(亦即受食安風險威脅的程度:perceived susceptibility),或覺得食安問題很嚴重(亦即對食安風險的恐懼程度;perceived severity)的時候,會促使個人採取實際行動以保護自己健康。研究者同時指出:自覺受到食安風險威脅的程度與恐懼程度難以直接驅使個人採取預防行為,但是只要透過食安資訊分享,個人就有機會將這些感受與認知轉化為實際行動。其中,線下管道的食安資訊分享為重要的中介變項,它中介了受威脅程度、恐懼程度與食安預防行為的關係。因此,無論是透過線上或線下管道,食安資訊的分享皆可能驅動個人採行食安預防措施。然而,個人在不同管道分享食安資訊的動機可能會有所不同,推動食安防範工作的相關單位需要多加理解民眾分享的動機,才能得以有效宣導,例如:若希望增加民眾透過面對面、電話等線下管道食安資訊分享,提高民眾感受到食安風險威脅與恐懼的程度,將可用來作為推廣宣傳的重點。
    由以上說明可知,個人可從不同資訊管道來源主動或被動地取得食安與健康相關資訊,無論是電視、報紙、廣播或雜誌等線下媒體,以及社群媒體、即時通訊、電子信箱與BBS電子佈告欄等線上媒體等,抑或是面對面與非面對面式的人際溝通管道(俞蘋,2019)。隨著網路平台與各式傳播管道的繁盛,資訊搜尋與分享流程變得即時而無遠弗屆,進而讓全民對於食安與健康意識隨之崛起。關於食安或健康資訊的傳播,新聞報導與社會網絡均扮演著相當重要且具有影響力的角色。但由於訊息傳遞速度快而廣泛,若遇到錯誤資訊,亦有可能快速受到媒體或人際渲染而遠播,導致人們產生恐懼感,更慘的是,錯誤資訊還可能導致健康的損傷。因此,食安與健康風險的資訊傳播應有更適切的管理方式,以及建立讓閱聽眾得以即時確認資訊真偽的機制。安全與風險實為一體兩面之事,希冀正確訊息的傳遞能降低風險轉變為危機的可能性,透過多元管道傳遞正確的食安與健康風險是相當重要、且值得多加關注的。
    整體而言,人們對食安與健康資訊除了要有知的權利,更要有行的動力。首先,對傳播不平等狀態應試圖解決,若多元傳播管道相較於單一管道較能夠促使民眾採取食安預防措施與健康促進行為,則政府或相關單位與機構需試圖賦能於更多民眾,讓大家接觸更多不同媒體(包含線上或線下、以及人際傳播管道);再者,創建可即時查閱食安與健康資訊真偽的機制(例如:謠言破解分析報導、具有公信力的資訊網站或聊天機器人等),能有效提升民眾在被動接收或主動搜尋資訊時,對資訊可信度辨識的能力;最後,研究者必須更加深入了解人們在食安與健康風險上採取趨避行為之趨力與動機,並發展出更多有效策略來促使或鼓勵他們積極採行食安與健康作為。
    本次展集納入使用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所蒐集之數據資料所撰寫而成的三篇文章,並從「從食安與健康資訊的媒體傳播到實踐行為」的視角切入,試圖解構人們於健康促進上知易行難之問題與未來可行做法,希望拋磚引玉,觸發更多不同觀點來探索相關研究議題,期為食安與健康風險的傳播領域帶來更多新意。

參考文獻:
Feng, H., & Yang, Y. (2007). A model of cancer-related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on the Internet. China Media Research, 3(3), 14-24.
Fu, H., Mou, Y., Miller, M. J., & Jalette, G. (2011).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 test of antecedent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13(2), 44-61.
Hovland, C. I., & Weiss, W. (1951).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4), 635-650.
Johnson, J. D., & Meischke, H. (1993).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cancer-related information seeking applied to magazin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3), 343-367.
Kalichman, S. C., Weinhardt, L., Benotsch, E., DiFonzo, K., Luke, W., & Austin, J. (2002). Internet access and internet us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46(2), 109-116.
Kim, J.-N., & Grunig, J. E. (2011).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A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1), 120-149.
Kiousis, S. (2001). Public trust or mistrust? 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381-403.
Lambert, S. D., & Loiselle, C. G. (2007).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7, 1006-1019.
Miller, V. D., & Jablin, F. M. (1991). Information seeking during organizational entry: Influences, tactics, and a model of the proces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1), 92-120.
Moorman, C., & Matulich, E. (1993). A model of consumers’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s: The role of health motivation and health abi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 208-228.
Morrison, E. W., & Vancouver, J. B. (2000). Within-perso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costs and benefi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1), 119-137.
Nonoyama, M., Tsurugi, Y., Shirai, C., Ishikawa, Y., & Horiguchi, M. (2005). Influences of sex-related information for STD preven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6(5), 442-445.
Tangney, J. P., Baumeister, R. F., & Boone, A. L. (2004).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271-324.
van Sowl, L. M. (2007).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he effects of mentioning information, shared information bias, ownership bias, reiteration, and confirmation bia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0(2), 239-256.
Wang, X., Shi, J., & Kong, H. (2020).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ealth Communication, 1-13.
邱玉蟬、李芳盈(2019)。〈傳播不平等與健康不平等:資訊來源對食安風險感知與預防行為的影響〉,《中華傳播學刊》,36:3-38。
俞蘋(2019)。〈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新聞學研究》,138:75-130。
盧鴻毅(2015)。〈媒體報導的健康資訊重要性及可信度感知對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的影響〉,《傳播與社會學刊》,34:89-115。
 

本期展集所收錄文章摘要與下載:
媒體報導的健康資訊重要性及可信度感知對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的影響
盧鴻毅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含電訊傳播碩士班)教授
本研究主要探討個人對媒體報導的健康資訊重要性及可信度感知,如何影響其健康資訊尋求行為。本研究資料取自「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一次計劃調查,此一橫斷面的問卷調查研究於2012年7月1日至9月10日之間,針對台灣地區滿十八歲的中華民國國民進行調查,共訪問4,750人,最後回收2,000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42.10%。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人口變項及媒體使用行為之下,受訪者對「媒體報導的健康資訊重要性」(β= .57, p < .001)及「媒體報導的健康資訊可信度」(β= .12, p < .001)感知,均正向地預測資訊尋求行為。本研究建議,衛政單位進行健康宣導時,應強化該訊息對接收者的重要性,並提高資訊的可信度,以提高衛教宣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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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不平等與健康不平等:資訊來源對食安風險感知與預防行為的影響
邱玉蟬: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李芳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
本研究分析資訊來源對食安風險感知與預防行為的影響,使用「2016年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五次」調查資料。研究發現傳播不平等的存在;教育程度與收入愈高的民眾,比較可能同時使用電視與網路。個人日常的媒體使用型態與食安資訊來源類型之間有顯著的差異。與以電視為主要食安資訊來源者相比,以網路為主者,有較多的預防行為;常同時以電視及網路等多元媒體為食安資訊來源者,則有較高的風險感知和預防行為,顯示傳播不平等與健康不平等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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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
俞蘋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結合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利用傳播調查資料庫2016年所蒐集的面訪資料探索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食品安全風險認知與感知、食品安全資訊分享管道,與食品安全預防措施間的結構關係。研究發現,由電視接收食安資訊增加食安風險的易感性認知與嚴重性感知,但由網路接收食安資訊與風險感知、認知無顯著直接關係;食安風險嚴重性感知會透過線下食安資訊分享,提高採取預防措施的數量。此外,由電視、網路接收食安資訊,分別增加線下、線上食安資訊分享,進而提高個人採取食安預防措施數量。這些結果顯示,由不同管道獲得食安資訊可能造成食安風險應對差異,而食安資訊分享是轉化食安資訊接收、食安風險認知與感知為食安風險預防行為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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